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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域基礎教育政策的研究是理論知識在實踐中的運用和歷練，理論研究是縣域基礎教育問題的凝聚與提煉，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縣域基礎教育政策制定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摘要：《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對于優化教育結構、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均衡發展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系統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來支持。有鑒于此，政府也將提高政策的質量和水平作為重要目標，并采取各種措施加以保障，規范的教育政策評估是促使該目標實現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亟待研究基礎教育政策的評估工具，構建完善、科學的監測、預警和評估體系，監督和審視縣域落實基礎教育政策的工作成效，以此重塑基礎教育發展戰略及有效推進機制。

　　縣域基礎教育政策就是立足現有基礎教育存在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歷史等各方面的差異，在國家和省市基礎教育政策的基礎上的縣域實施。它既是高一級行政區域基礎教育政策的具體實施，也是立足于縣域差異的自主建設。然而縣域基礎教育政策實踐中卻存在只重視政策制定，忽視政策評估的積弊，教育政策評估的職能不足或缺失，嚴重影響了縣域教育政策的效能。

　　研究從問題視角出發，采用文獻研究法、比較研究法、實證研究法，首先對核心概念做出界定，探究了我國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對政策評估的困境進行了溯源分析。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層次分析法(AHP法)建構了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指標體系，論述了指標體系設計的原則和理論基礎，提出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保障機制。文末，筆者對本研究進行了梳理，指出研究中不完善之處，以期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指標體系;保障機制

　　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背景及問題的提出

　　我國在2000年基本實現預期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但是教育發展面臨新的困境，特別是教育不公平，城鄉、區域教育的差距等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研究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轉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課題組的結論是“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他們認為，很多教育差距是由政策本身造成的，有些政策在制定時就存在偏差，制定這些政策時的社會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仍然使用這些已不能反映社會進步要求的政策，直接導致了教育發展的失衡。[1]因此，教育政策必須與時調整。而教育政策評估是教育政策過程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它貫穿于整個政策過程，通過對教育政策進行評估，可以對教育政策的價值、目標是否完成、政策是否該繼續執行、修改或終結作出準確的判斷。特別是我國社會正處于具有發展意義的轉型期，教育政策只有根據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要求及時作出調整，才能保證自身的合理性，有效指引教育改革。

　　縣域基礎教育政策的研究是理論知識在實踐中的運用和歷練，理論研究是縣域基礎教育問題的凝聚與提煉。縣域基礎教育政策研究屬于教育政策的研究范疇，就其內容的廣度來說，不限于某一項具體的教育政策，具有較強的綜合性。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明確指出，應該“進一步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縣級人民政府對本地農村義務教育負有主要責任，要抓好中小學的規劃、布局調整、建設和管理，統一發放教職工工資，負責中小學校長、教師的管理，指導學校教育教學工作。”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我國教育的重要任務是科學發展，人民滿意，并提出堅持協調發展，均衡發展九年義務教育的具體任務。這就要求政府應該加大優質資源的供給力度，努力構建適應不同層次教育特點和規律的，客觀、科學的教育評價方法和評價指標體系。“以縣為主”的教育管理體制決定了國家宏觀和省市中觀的教育政策都要通過區縣這一層面來貫徹執行。事實上，人們常常只是按照行政區域來對待縣域基礎教育，主要表現為用自上而下的純行政手段來控制縣域基礎教育，忽視了對縣域基礎教育自身的研究，對于縣域基礎教育政策的評估更是匱乏。為此，加強縣域層面的基礎教育政策研究，構建基礎教育政策評估體系，對縣域教育政策的全過程進行調控，形成教育政策系統中的反饋機制，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出縣域對國家宏觀、中觀層面教育政策執行環節的狀態和問題，幫助政府部門及時監測并不斷完善相應的政策與體制。

　　二、研究意義

　　(一)理論意義

　　教育政策評估是教育評估的重要內容，目前，多數有關教育評價的著作中多偏重于對學校、教師、教學、學生評估的介紹，很少涉及教育政策的評估。將教育政策的評估細化為縣域基礎教育政策的評估，立足于教育政策的具體實踐和獨特的環境，更有助于形成系統科學的縣域教育政策評估范式，完善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論體系。

　　(二)實踐意義

　　首先，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能夠對縣級政府的基礎教育政策執行行為出現的偏差作出及時糾正，滿足科學決策的迫切需要。對于教育政策的評估是實現傳統經驗型決策向科學決策轉變的重要環節和必由之路。對于縣域基礎教育政策的評估可以建立快速信息反饋網絡，全面收集相關信息、及時掌握政策運行數據，最大程度地實現決策層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是縣級政府進行決策活動的依據與基礎。此外，對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進行評估，也是“緊急救險”的有力工具，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情況進行科學的分析和論證，可以及時糾正其中的偏差，在最大程度上完善教育政策，更好地達成政策目標。其次，能夠促進教育政策系統反饋機制和問責機制的形成。當前，政府職能的變革已經成為我國政府轉型的一個重要內容，一個法治、透明和服務型的政府正在建立，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需要不斷深入基層，了解各級各類教育政策的執行情況，提高政府宏觀管理的績效，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

　　三、國內外研究綜述

　　教育政策評估過程是一種依靠民主、發揚民主的過程，教育政策評估是促進教育公平的現實著力點，也是近年來理論研究的熱點，國內外對于教育政策評估研究已經初步形成了教育政策評估是什么--怎么辦--怎么樣的專題研究體系。

　　(一)什么是教育政策評估

　　一般說來，政策評估就是要“確定政策的好與壞、善與惡，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2].它要求采取科學的方法和程序，對政策活動的各個環節進行評估，及時反饋，從中找出最佳決策的依據。它要求采取科學的方法和程序，對政策活動的各個環節進行評估，及時反饋，從中找出最佳決策的依據。

　　當前，國內外學者對于教育政策評估內涵的闡釋，是在公共政策評估在教育政策的應用中形成的。概括起來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政策評估即“描述各種解決政策問題的方案，陳述各種方案的優劣點的過程”[3],是對政策方案或政策計劃的評估。

　　第二種觀點認為，政策評估就是“了解公共政策所產生效果的過程，就是試圖判斷這些效果是否是符合的過程”[4].第三種觀點擴大了評估的視野和范圍，認為政策評估“涵蓋對一項政策的內容、執行、目標實現以及其他效應的估計與評價”[5],是對政策全過程的評估。基于此，學者們對教育政策評估內涵的解釋也各有不同，其中代表性的如美國學者格朗倫德的簡潔概述為[6]:教育評估=測量(量的記述)或非測量(質的記述)+價值判斷。

　　在國內，袁振國認為，教育政策評估“是指按照一定的教育價值標準，對教育政策對象及其環境的發展變化以及構成其發展變化的諸種要素所進行的價值判斷”[7].孫綿濤認為，教育政策評估是指政策評估主體“以一定的價值標準，對教育政策方案、教育政策決策、執行及執行結果，以及教育政策的其他相關因素所進行的價值判斷”[8].盡管闡述的方式不同，但均強調了教育政策評估即價值判斷。

　　在對教育政策評估內涵研究的基礎上，國內外學者按照不同的標準劃分了教育政策評估的類型：如，按評估活動的組織方式劃分，教育政策評估包括正式評估與非正式評估;按政策主體來源劃分，教育政策評估包括外部評估與內部評估;按政策評估實施的階段劃分，教育政策評估包括事前評估、事中評估與事后評估。其中，第三種分類作為教育政策評估主要的分類方式。除上述分類外，較為新穎的是加拿大學者邁克爾·豪利特從設計評估的行動主體的角度把政策評估分為：行政評估、司法評估和政治評估。[9]

　　(二)教育政策評估的內容與主體

　　教育政策評估的內容問題，即：應該將哪些內容納入教育政策評估的范疇?應該構建怎樣的教育政策評估體系?對于這一問題，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回答。

　　1.從教育政策實施過程的角度來界定教育政策評估的內容。教育政策活動是一種以線性展開、動態反饋的結構，展現教育問題-教育政策制定-教育政策執行-教育政策調整-教育問題解決-教育政策終結者六個前后相繼的教育政策活動過程，教育政策評估穿插其中，因此，教育政策可以從議題、方案、執行、反饋等角度進行評估。[10]

　　2.從教育政策涉及的內容出發來界定教育政策評估的內容。我國教育政策體系包括11個方面，即教育體制政策、教育質量政策、教育經費政策、教育人事政策、國家學制政策、課程與教學政策、學歷與學位政策、教師教育政策、考試與評價政策、招生與就業指導政策、學校語言文字政策，因此，可以從這11個方面來評估教育政策。[11]

　　3.從教育政策的表現形式出發來界定教育政策評估的內容。教育政策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中央和地方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制定的教育政策;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制定并發布的教育政策;中央、地方各級黨委與政府發布的文件，共同作出的決議、決定;中央和地方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及有關職能部門單獨或聯合發布的教育政策性文件;中央和地方黨委和政府職能部門聯合發布的教育政策性文件。因此，可以從教育政策表現形式這個維度來評估教育政策。[12]

　　國際上，教育政策的評估常常是由第三方評估機構實施的，對計劃中的、正在實施的或已經完成的政策進行系統的、客觀的評估，涉及政策的設計、實施以及結果。在國內，為了改變不同層級的執行者“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現象，一些學者認為，專業的評估機制主體應是以教育政策專業機構(包括教育政策的專業組織和專業研究機構)和教育政策執行者等兩類主體合作為主，以社會監測(包括公眾和大眾媒體)為輔的“復合型”評估主體。[13]也有學者在分析我國現有各種政策評估主體優劣勢的基礎上，提出建構以第三方評估為主的多元評估主體的主張。[14]

　　(三)教育政策評估的方法與模型

　　教育政策評估的方法有實證本位政策評估方法和規范本位政策評估方法。前者主要從事實角度運用數理方法對教育政策的效果進行準確的測量，而后者則結合社會科學中的方法，從價值角度分析教育政策。對于實證本位教育政策評估的研究，常見的是政策實驗法，該種方法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迅猛發展，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紛紛召開國際學術會議，探討實證研究的質量問題，會議最后達成的協議紛紛將實驗研究方法作為實證研究的發展趨勢，在英國的完善的政策評估體系中，實驗研究方法占據重要地位。[15]

　　在國內，北京師范大學杜育紅教授主持的“西部地區基礎教育發展”影響力評價采用了前-后測非對等控制組的準實驗設計方法對世界銀行貸款/英國政府贈款“西部地區基礎教育發展”項目進行了評估。[16]

　　此外，實證本位政策評估方法還有馬爾代夫模型法和貼現率法。對于規范本位教育政策評估方法，學者們普遍認為，應該將公共政策中常用的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腳本定作法、運籌博弈法等納入規范本位教育政策評估方法體系。

　　目前國內外針對教育政策評估模型的專門研究很少，大多移植了公共政策評估模型，其中，瑞典學者韋唐依據政策評估的標準，歸納出三類10種評估模型，包括專業模型(同行評議)、經濟模型(產生率模型，成本-效果模型、成本-收益模型)和效果模型(目標獲取模型、側面影響模型、自由評估模型、綜合評估模型、用戶導向模型、相關利益人模型)。[17]

　　美國學者斯塔夫比姆歸納了政策評估產生以來近50年中所運用的評估模型，一定程度上覆蓋了評估領域已有的成果，他列舉了22種評估模型，將其分為四類，包括偽評估、問題取向的評估、決策取向的評估和社會回應取向的評估，并對所有模型的優缺點進行了分析，他指出政策評估應充分考慮多方要求，平衡各方利益，選擇適應公民參與共同治理社會環境下的評估模式。[18]

　　教育政策評估模型的研究多是圍繞上述公共政策評估的模型展開的。如，基于決策取向評估模型中的經典模型CIPP模型，有學者構建了適合我國遠程教育政策的CPIR(Context-Policy-Implement-Result)評估模型。[19]

　　也有學者以基于青年農民就業能力的教育政策為研究對象,構建出適合我國國情的PCPC(Policy-Curriculum-Process-Competence)教育政策評估模型。[20]

　　此外，國內學者認為對于不同級別、不同類型的教育政策應采用不同的政策評估模型。如，我國對義務教育的評估驗收，和對高校本科教育水平的評估實質上是目標達成模式，而人大組織對教育政策實施的檢查主要是一種執行評估，可歸納為綜合評估模式，在轉型期我國教育政策評估模式趨向選擇利益相關者模式;[21]對于高等教育政策的評估，有學者主張高等教育政策評估中應采用應答模式，[22]有學者則提出高等教育的形成、執行中的目標構建性以執行中效率的評估模型。[23]

　　(四)教育政策評估指標體系

　　政策指標的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公共政策學家麥克瑞提出的，他指出政策指標包含三種類型的價值，一是純經濟效益，即政策的成本效益比;二是主觀福祉，即衡量公眾對某一政策感到滿足或快樂的程度，大多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三是公平性，即福利的分配狀況，關注弱勢群體需要的滿足。[24]國內外學者在構建政策評估指標體系時常用的邏輯框架主要有“E3”邏輯框架、“政治-經濟-社會”邏輯框架、“綜合指標-分類指標-單項指標”邏輯框架、平衡計分卡邏輯框架和績效棱柱框架以及知識資本導航者框架等。[25]

　　建立教育政策評估的指標體系，將評估標準轉化為可以觀測的操作性指標，不僅有利于促進教育政策執行過程控制與績效導向的有機互動，全面提升教育政策執行的質量，也有利于教育政策的及時、持續改進。

　　國內對于教育政策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還比較薄弱，教育政策評估指標體系的設計多為嘗試性的研究。一是從預評價、執行評價、后果評價三個階段設計較為詳細的指標體系。

　　該種觀點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對教育政策評估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種研究思路的指導下，有學者基于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過程與結果的統一以及當前與長遠的統一原則，擬定評估指標體系的框架。如，袁振國在《教育政策學》中將教育政策評估的目標分解為議題評估、方案評估、執行評估、結果評估4項一級指標，22項二級指標，且二級指標的設計全部采用了定性的概括性問題。二是依據教育政策評估的標準設計指標體系。[26]如，王素榮把教育政策評估對象分為教育政策主體、教育政策客體、教育政策環境三個一級指標，并據此擬定評估指標體系的框架：將教育政策主體指標劃分為決策主體、輔助決策主體、參與主體3項二級指標，每項二級指標繼續分為復合程度、參與程度、執行程度3項指標;教育政策客體指標以教育政策內容為依據劃分為11項二級指標，以教育政策實施的過程為標準，各項政策可以繼續劃分為制定、執行和反饋三項指標;教育政策環境指標劃分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等指標，并進一步細化為三級指標。[27]三是以教育發展價值觀為指導，根據“三維框架模型”(評估標準維度、教育政策層次和內容維度、評估類型維度)構建由評估目標、評估標準和具體評估指標構成的測度教育政策價值和結果的通用評估體系。如，高慶篷的“三維框架模型”中包括教育投入、工作過程、教育效率與效益、教育公平、教育發展和政策目標的科學性六個評估標準和22項評估指標。[28]

　　四、核心概念界定

　　(一)縣域

　　從政治學的視角來說，縣域是按照行政權力的覆蓋而劃分的行政單元，是行政區劃系統中較為底層的、基本的區劃單位;從地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看，縣域在自然條件、經濟狀況、政治條件、歷史和社會文化背景等方面有著同質或近質的結構特點。縣作為國家與社會的相連的關鍵位置，與基層社會緊密聯系，能夠系統、全面地反映出教育體制整體的運行和變遷狀況，在教育體制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從現實層面上講，當前我國區域教育發展不均衡、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亟待對農村教育發展進行深刻地反思，而縣域范圍內農村地區占有絕大部分，對于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與整合，是以縣為載體進行的，因此，對于縣域的研究更具戰略意義。

　　應該指出的是，盡管縣在整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中占據的位置十分獨特，盡管其發生作用的行為方式較之以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學術層面上，縣域研究的重要性并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對于縣域教育，即便有學者對此有所涉獵，但總體來講，仍是以靜態的闡釋、程式化的判斷為主要內容。從教育政策實施過程的角度，特別是把縣域作為區域教育政策主體進行以實證為基礎的研究，至今仍未見到。[29]

　　由于鄉鎮一級沒有全面治理能力，縣基本上是一切政策的終端，同時又是民意直接反饋的底端，處于國家與社會相連接的關鍵位置，發揮著承上啟下的核心作用，俗話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中央和省面向全國、全省城鄉作出的宏觀決策，要經過縣委和縣政府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措施，并通過鄉鎮的有效領導和監督貫徹下去。”[30]

　　(二)縣域基礎教育政策

　　縣域基礎教育政策，即縣域政府(尤指職能部門)為了有效地發展本縣教育和完成一定時期的重要任務，在國家及上級教育政策的要求和指引下，結合本縣教育實際，對有關縣域內教育發展的全局性行動確定發展目標、行動準則以及采取一系列措施手段的過程。[31]

　　縣域基礎教育政策立足現有基礎教育存在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歷史等各方面的差異，在國家和省市基礎教育政策的基礎上的縣域實施，它是高一級行政區域基礎教育政策的具體實施，也是立足縣域差異的自主建設。

　　縣域教育政策既不是簡單的文本，也不是簡單的線性過程，而是是靜態的政策文本和動態的現實執行過程的耦合、發展的非線性過程。“教育政策是一種有目的、有組織的動態發展過程，是政黨政府等政治實體在一定歷史時期，為實現一定的教育目標和任務而協調教育的內外關系所規定的行動依據和準則。”[32]也就是說，縣域教育政策的形式既表現為縣域內部的有關教育的行為準則、計劃、文件、法規、謀略、方案或措施等政策計劃和政策文本，又涵蓋能真實反映某種有目的地進行價值分配、實現既定目標的復雜動態過程。因此，在對于縣域教育政策實質的研究和把握過程中，既應該對政策文本進行深入分析，又應該注重研究和考察政策的執行情況，這樣才能形成完整的縣域教育政策概念。縣域教育政策有如下特點：

　　其一，地方保護性。“一級政權、一級事權”縣級政府對于大政方針的細化與與執行，只能將自己管轄的區域作為調節對象。縣級領導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思想的影響，使其管理行為具有地方保護性。這一特點使得縣域教育政策的執行在不同的地區或時期內有不同的水準。

　　其二，聯結性。縣域作為國家社會的巨大“底座”,具有基礎性的作用。縣域教育政策作為國家宏觀教育政策的細化與具體化，屬于具體政策，它往往是在國家大政方針的引導下，縣級政府全面調動地區資源來貫徹執行，以達到政策目標的。同時，縣域作為聯系城鄉的過渡地帶，能夠促進城鄉的統籌發展，對下一級的教育部門負有統籌和指導的責任。即縣域教育政策是本級教育管理活動的行動準則，對本縣所管轄的教育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縣域基礎教育的這種特性，使其具有獨特的中觀運行機制，并決定了它承上啟下的特殊優勢。

　　其三，強制性。一方面，縣級政府對于下一級具有管理與調控的責任與權力，縣域教育政策對所轄區域內的教育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為保障政策目標的實現，其貫徹執行亦具一定的強制意味;另一方面，政策是“政治系統權威性的輸出”,教育政策的權威性決定了政策效果的有效性，縣域基礎教育政策的強制性，對其所指向的區域教育政策執行行為進行約束與規范，使其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因此，為了促進縣域教育政策的有效貫徹，必須使其具有強制性，保證其權威地位。

　　其四，動態變化性。縣域教育政策并非靜止不變的條例條文，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復雜的動態過程。教育政策的主體及其面臨的政策運行環境，不斷推動著政策主體主動、連續、動態地選擇、修訂與改進，使縣域基礎教育政策呈現為多層次的復雜結構。同時，縣域基礎教育政策的動態變化，應該是以國家大政方針為中心進行的，因此，這種動態變化性又具有相對的均質性和穩定性，這也為研究縣域教育政策行為提供了可能性。

　　其五，可操作性。縣域基礎教育政策是對國家宏觀教育政策的清晰、明確和細化，是大政方針在基層貫徹的最具體的方法，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縣域基礎教育政策作為一種行為規范，直接面向具體的政策客體，對于政策對象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作出規定，因此具有很強的明晰性、準則性和可執行性。

　　(三)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

　　教育政策評估是指根據教育政策所要達到的目標，按照一定的標準，通過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對教育政策問題確認、政策制定、執行與變更過程及其實施成效進行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對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界定是基于縣域基礎教育政策所要達到的目標而進行的一種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

　　縣域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組成，教育事業屬于公共服務的范疇，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點。因此，教育政策評估在整個政府政策評估體系中理應占有重要的比重。但目前多數省份的政府考核多以經濟指標為主，教育只占了很少的比重，這一方面反映了政績觀的偏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教育政策評估研究和實踐不夠深入，拿不出具有操作性和公信力的硬指標，致使經濟考核一手硬，教育考核一手軟。

　　本研究所指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一方面是對縣域政府(尤指職能部門)在國家及上級教育政策的要求和指引下，結合本縣教育實際，對有關縣域內教育發展的全局性行動確定發展目標、行動準則以及采取一系列措施手段的評估;另一方面更多是一種客觀評價，強調指標的量化，試圖把價值由潛在的形式轉化為直接的量化形式呈現出來，既可以由專業人員操作，也可以讓社會各界根據公開的數據去評判。增加評估的剛性，方便與整體的政策評估對接，同時有利于人民群眾對政府教育工作的監督。考慮到地區差異、歷史積淀與機會成本，縣域教育政策評估不是對本縣教育政策執行水平的靜態測量，而是對縣級政府在執行政策時，教育發展情況的增值評估。

　　五、研究的思路與方法

　　(一)研究思路

　　為了較好地體現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體系的系統性和整體性，論文將按照研究的內容和邏輯關系，對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重要問題進行歸類，并分別設章，共有四章。

　　第一章是緒論。主要對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意義、國內外研究現狀進行介紹，界定核心概念，并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進行描述。

　　第二章是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該章節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我國縣域基礎教育的困境進行描述;第二部分對造成我國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困境的原因進行分析。

　　第三章是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指標體系的建構。本章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縣域基礎教育的內容結構為出發點，對政策評估進行理論和實證的遴選，并采用層次分析法，利用MATLAB軟件對評估指標進行排序及權重分析。第二部分是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指標體系設計的原則和方法;第三部分是闡述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指標體系設計的基本依據。

　　第四章是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保障，分為五個方面：更新評估觀念，加強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系統性建設;建立專業評估機構，保障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獨立性;建構規范、科學的縣域教育政策評估理論體系;重視評估結果，充分發揮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功能;完善教育政策評估法律體系，推進縣域基礎教育政策評估的制度化建設。

　　(二)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在本研究過程中，文獻主要分為兩類，一是縣域教育政策文本，這是教育政策評估的重要對象，對其加以整理、分析以獲得相關實證性的資料;二是與教育政策評估有關的研究文獻，本研究將檢索近20年來的國內外有關公共政策評估、教育政策、區(縣)域教育政策、教育政策評估等方面的期刊、報紙、圖書，并對其進行思維加工，以形成對縣域教育政策評估問題的理論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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