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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時候，我為了追求自由而奮斗。當時我已經有了很大的名氣，但是，利還沒有獲得，金融不安全感深刻存在著。1999年盡管搜狐融資很多，但是作為公司CEO，我這種不安全感還是沒有消除。

后來我說過一句話：我在名利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的確是這樣。我用了8年，現在金融不安全感徹底消除了。現在我知道了人生的意義，知道要干什么。自然界給人的壽命最多100多年，就是4萬多天。這4萬多天是不是高興很重要。每個人的存在都是自然界的杰作，但是這個杰作能不能活到一種最行云流水的狀態?

我的奮斗就是要把奮斗變成不奮斗。幾年前，我每天很早到辦公室，隨時找我都能找到。現在我把主動權收回了，只有我去找誰開會，我要不去找你，你是沒有權力找我開會的。甚至你發一個短信，我都有權不回。

我拒絕跟任何人吃飯。以前有很多廣告商要見，現在廣告商我都不見。見廣告商可能會幫助這個季度的銷售，但是我現在關心的是公司長久的競爭力。我在外面喝咖啡，有時候碰到一些人，他們要跟我談跟搜狐合作的事情，我從來不談——這是我下班時間，你跟搜狐合作，應該去找相應的部門。

這樣一來，我可以不被干擾地來關注公司最重要的事情，公司需要這么一個人提供創造性。現在有一批管理者幫我運營公司，就像一艘輪船，我沒事拎著榔頭在里頭走來走去，走到哪里敲兩下，保證機器正常運轉。

如果我現在全然退休的話，肯定活得更高興，因為我有太多興趣了——思想、音樂、運動、穿越、散步、蹦迪。但是我還是有一些虛榮心的。希望把公司做得更成功。

我還需要證明自己嗎?這個世界不是由黑白構成的，在證明和不證明之間有一個很長的地帶。我相信，在中國做企業或者做政治的人里面，需要證明自己的傾向和意圖是最弱的。

我追求的是——首先要把“必須做什么”和“應該做什么”的責任和義務從我的辭典里刪去。這幾年我就是在一個不斷刪除的過程里，到現在，還沒有刪完。

中國很多做企業的人其實活得很累，因為他們在證明的道路上拼命奔跑。這就像一條河，一棵大樹橫過來架在河上，就這一條道，無數螞蟻沿著大樹爬，看誰先奔到對岸——可我連這棵樹都砍了，還有什么道?我為什么要過這條河?大家都是在一個價值體系中往上爬，而我是沒有價值體系的。這樣我焦慮很少，活得很輕松、很年輕，我到七老八十，活得跟小伙子一樣，大家都愿意來聽我講課——可能那就是我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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