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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北一個縣城，我發現一輛開寶馬3系的車、家里有幾十畝地農場的私營老板，還沒有當地縣城電視臺的記者地位高，這種地位的差別，表現在圓桌飯局的排位順序上，電視臺記者坐在更靠里面的主位，農場老板的位置更靠近門。當然，如果是縣委某處某個辦公室的主任駕臨了，就要被迎為上上賓，縣城電視臺記者的位置就要降一級了。工作除了能滿足油鹽醬醋的需求，另外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你在這個社會的排位順序進行界定。而順序的高低，當然直接影響到人格尊嚴。

    如果那個縣城還在遵循著官本位的教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則是金本位與官本位并行，身家數千萬的農場主這個稱號帶來的尊嚴感至少相當于局級干部吧，亦或更多，尤其當后者退休了，公車與公章都交了公之后。

    記者這個職業，說老實話，大部分人雖然活得滋潤，甚至在采訪名人時顯得也很光鮮，尤其是電視媒體的記者，但在中國尊嚴感并不強。這次在上海車展采訪時，當我排著長隊買麥當勞時，排在我前面的兩位聽口音像是來自江蘇南京媒體的記者正在交流她們此次車展的斬獲：這家送了個包，那家送了個小電器……怎么你有這個我沒有？不行，我要找他去！但這并不排除中國能存在有尊嚴感的記者。比如不久前偷拍了顧長衛導演的狗仔名記卓偉，至少在這次行動中，他拒絕了金錢誘惑，堅持將真相公布。

    很多職業的地位是隨著時代改變的。比如中國當代藝術畫家，二十年前，這是個相當落魄的職業，現在當然大不同啦。歐洲也一樣。19世紀初的法國，如果你說情人是畫家，會惹來周遭哄笑，而到了19世紀末，畫家已經可以向銀行家的女兒求婚，并且被認為門當戶對。同樣有著跌宕起伏的命運的工作還有基金經理等等，我聽說股市在6000點時，連長得最矮小難看的基金經理都認為自己配得上500強公司里的市場部經理，并且得是長的像劉亦菲的那種，現在這個期望值的跌幅一定和股指一樣了吧。

    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菊與刀》指出：日本人最重視的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并藉此得到尊嚴與安全感。通俗地說，就是農夫的兒子在認定自己今生今世都會是農夫的情況下，按照社會給農夫的定義，過著快樂而有尊嚴的農夫生活，一旦他不滿足于這種界定，妄想像企業家那樣穿上名牌西裝去五星級酒店社交，則會被恥笑，并將因此失去尊嚴。中國人則崇尚通過努力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的方式：比如以前的考科舉和今天的開公司做生意。還有，中國這些年來的坐次順序太過動蕩。昨天的養豬郎，今天可能成為福布斯榜單上的富豪，頻頻被市長接待，明天則有可能因為經濟犯罪或買兇殺人鋃鐺入獄。每個人的際遇和在這個社會中的坐次都可能因為努力的程度、勇氣的大小以及遇到機會的多少而改變。這樣的生存環境比那些井井有條、各得其所的社會要刺激得多，并且更有趣，但同樣伴隨著更大的不安全感，這從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人喜歡存錢了：就算明天我在社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至少我還有生活費可以幫助維持僅有的那點生存尊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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